《民法典》之婚姻家庭编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2020年5月28日通过，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民法典》第五编为婚姻家庭编，调整因婚姻家庭产生的民事关系。

　　婚姻家庭关系是中华民族伦理道德的根基，是我国人民日常生活最密切的关系之一，《民法典》也与时俱进对原《婚姻法》进行了部分调整，并带来较多变化。我们一起来探讨《民法典》对原来法律的调整及其施行将会对我们的婚姻家庭生活产生哪些影响。

　　一、《民法典》新增协议离婚应当订立书面离婚协议，且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

　　《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六条规定，夫妻双方自愿离婚的,应当签订书面离婚协议,并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登记。离婚协议应当载明双方自愿离婚的意思表示和对子女抚养、财产以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的意见。

　　现行《婚姻法》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双方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并对子女和财产问题已有适当处理时，发给离婚证。《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对协议离婚的形式要件作出了进一步明确规定。

　　二、新增婚姻存续期间分割共同财产的两种情形。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六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夫妻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分割共同财产:(一)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二)一方负有法定扶养义务的人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

　　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的共同财产在法律上系共有关系，一般不解除婚姻关系，无法起诉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但实践中确实存在诸如一方隐藏、挥霍、变卖等侵害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此时为了尽可能减少财产损失，有必要在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此外，对于一方父母患重大疾病，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时，由于赡养老人不仅是值得提倡的民族美德，更是法定的义务，此时赋予一方婚内分割财产的权利亦尤为必要。

　　三、新增对亲子关系有异议可提起诉讼规定。

　　《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三条规定，对亲子关系有异议且有正当理由的,父或者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或者否认亲子关系。对亲子关系有异议且有正当理由的,成年子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亲子关系。

　　亲子关系在法律层面表现为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作为人类社会关系中最为基础的一环，亲子关系对于个体成长、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作用。由于现代婚育观念的转变，非婚生子女的现象越来越多，导致涉及亲子关系诉讼不断增加。亲子关系牵涉的主体不仅是夫妻双方，还包括子女。现行《婚姻法》司法解释中仅规定夫妻一方可提起亲子关系确认的权利，却未规定成年子女也享有同样对等的权利。此次修改赋予成年子女此项权利，使之不再被动等待父母提起此项诉讼。

　　四、新增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权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七条规定，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

　　现行《婚姻法》规定“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对于非婚生子女，婚姻法规定“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生母，应当负担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直至子女能独立生活为止。”婚姻法司法解释对“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进行规定，是指尚在校接受高中及其以下学历教育，或者丧失或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等非因主观原因而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成年子女。此次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将婚姻法上述两处规定的表述统一作了修改，即将原规定中的“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修改为“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修改后，该条文表述更加完整，且有利于保护虽已成年但尚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的相关权益，体现出民法典对弱势群体权利的特别保护。

　　五、新增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法院判决抚养权归属应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判决，明确子女已满八周岁，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

　　《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规定，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者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离婚后,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已满两周岁的子女,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子女已满八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

　　现行《婚姻法》规定：离婚后，哺乳期内的子女，以随哺乳的母亲抚养为原则。已过哺乳期的子女，如双方因抚养问题发生争执不能达成协议时，由人民法院根据子女的权益和双方的具体情况判决。此次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将该条款进行了修改，规定离婚后，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已满两周岁的子女，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此规定不仅充分考虑到不满两周岁的子女由于年龄幼小和母亲更具天然的依恋关系，同时也进一步明确了法院在处理已满两周岁子女的抚养权问题时，应按照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

　　六、新增夫妻一方挥霍夫妻共同财产的，在离婚分割财产时可对该方以少分或者不分。

　　《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二条规定，夫妻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该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现行《婚姻法》规定，离婚时，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在上述规定的基础上，新增了夫妻一方“挥霍夫妻共同财产”的法律后果。

　　七、新增离婚损害赔偿兜底条款，充分维护无过错方权益。

　　《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离婚损害赔偿】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二)与他人同居;(三)实施家庭暴力;(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五)有其他重大过错。

　　现行《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四种无过错方请求赔偿的情形，即重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的，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并未规定兜底条款。实践中，除了上述四种情形外，还存在很多导致离婚的过错，例如婚外情、一夜情、嫖娼、婚外生子等等，这些行为对于无过错配偶一方无疑都会产生极大心理伤害。因此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新增离婚损害赔偿兜底条款，充分保护了无过错配偶方的权利，也为司法裁判提供了法律依据。

　　八、新增照顾无过错方权益原则，离婚时财产分割更加公平。

　　《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七条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

　　现行《婚姻法》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此次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新增一项财产分割原则，即明确了在离婚财产分割中照顾无过错方权益原则，这就意味着在离婚财产分割上，法院可以依据该原则，酌情确定对过错方予以少分财产，以此惩戒婚内过错方，充分照顾并保护无过错方权利。

　　九、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优良家风写入法典。

　　《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三条规定，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

　　首次将“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写入法典。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法典的又一重要体现。体现了立法者对于婚姻家庭关系中道德伦理规则的尊重，有利于鼓励和促进人们培养家风，提升社会整体风气。

　　十、新增亲属、近亲属、家庭成员的法定范围。

　　《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五条规定，亲属包括配偶、血亲和姻亲。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为近亲属。配偶、父母、子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为家庭成员。

　　十一、新增告知严重疾病义务，结婚登记前不如实告知的，对方可请求撤销该婚姻。

　　《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三条规定，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以往对于是否构成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实践中也很难统一裁判，此次修改为“严重疾病”更便于司法的认定与裁量。

　　十二、修改因胁迫结婚请求撤销婚姻的时间起算点，由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修改为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二条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现行《婚姻法》规定，受胁迫的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但实践中婚姻关系是一种持续性的状态，此次起算点修改为“应当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更加有利于保护婚姻关系中被胁迫一方的利益。

　　十三、设立离婚冷静期制度，维护婚姻家庭稳定。

　　《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七条规定，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前款规定期限届满后三十日内，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未申请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这一条在社会上形成很大热议，必须注意的是：离婚冷静期制度只适用于婚姻登记机关协议离婚的情形，并未规定法院诉讼离婚亦须适用离婚冷静期制度。三十天离婚冷静期制度，可以有效避免夫妻间冲动离婚、轻率离婚，有利于引导当事人理性对待婚姻，谨慎行使权利，同时对保护家庭关系、维护家庭稳定也起到了重要的缓冲作用。

　　十四、新增离婚法定情形，有效防止一方恶意拖延。

　　《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九条规定，夫妻一方要求离婚的，可以由有关组织进行调解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果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一）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员；（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

　　在《婚姻法》规定的五种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情形基础上，新增了一款法定离婚情形。实践中，双方在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仍分居满一年，其婚姻状态再维系下去，于双方均无益处。此条款可以有效避免一方无缓和矛盾、挽回婚姻的意愿，故意拖延时间不同意离婚的情况。

　　十五、新增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平衡了夫妻内部的利益，保护交易相对人。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条规定，夫妻一方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夫妻双方发生效力，但是夫妻一方与相对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夫妻之间对一方可以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明确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不仅平衡了夫妻内部的利益，充分保障了夫妻之间的平等权利，保护了夫妻间的合法财产，同时也对保护交易相对人，维护交易稳定和安全起到了积极作用。

　　十六、新增夫妻债务“共债共签”条款，平等保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四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现行《婚姻法》并未对夫妻共债的认定标准作出细化规定，此次《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吸纳了相关司法解释的意见，明确了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不仅引导债权人在形成债务尤其是大额债务时，加强事前风险防范，也有利于保障夫妻另一方的知情权和同意权，从债务形成的源头上尽可能杜绝“被负债”的现象，同时有效避免债权人因事后无法举证证明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而遭受损失，对于保障交易安全和夫妻一方合法权益均有着积极意义。

　　十七、新增“其他劳务报酬”、“投资收益”作为夫妻共同财产。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为夫妻的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劳务报酬；（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但是本法第一千零六十三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

　　现行《婚姻法》第十七条夫妻共同财产条款第一项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随着社会经济的变革发展，财产的构成与种类也随时代发展更加多元化、多样化。新增“其他劳务报酬”、“投资收益”作为夫妻共同财产，更符合现今社会的实际生活情况。此外，属一方个人财产的人身损害赔偿款等费用，《民法典》将《婚姻法》中规定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变更表述为“损害赔偿和补偿”，用语更科学严谨。

　　十八、完善收养相关规定，保护被收养人合法权益。

　　《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八条【收养人的条件】收养人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一)无子女或者只有一名子女;(二)有抚养、教育和保护被收养人的能力;(三)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四)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五)年满三十周岁。

　　此外，与《收养法》相比，《民法典》对收养规定还有如下变化：一是可收养人数的变化，即允许无子女的收养人最多可以收养两名子女。二是被收养人年龄的变化，收养法规定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可被收养，现在统一修改为未成年人。三是增加了收养人的条件，即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有关收养的法律规定将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落实到收养工作中，同时亦明确收养应当遵循最有利于被收养人的原则。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颁布，实现了婚姻法、收养法的法典化回归，完善了我国的婚姻家庭制度，彰显出婚姻家庭立法的连续性、适用性、系统性与科学性。展现出了其规范功能、警示功能和伦理功能，进而实现法律规范的有机衔接、民事权益的融合保护、司法实践的难点应对、民众诉求的理性回应，为建设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奠定了法制基础。